话说北京的面包

北京的第一家面包房是“得利面包房”，1903年由法国人开的。很长一段时间内，面包房进入北京，主要是为了服务外国人，一般老百姓对面包敬而远之，只称它为“洋馒头”。经历西风东渐，民国时期，更多面包房在北京出现了，东安市场、大栅栏，都有卖面包的地方；崇文门内大街东侧，更是相继出现华记、祥泰义等好几家面包房，但都没有形成气候。

　　对老北京人而言，面包真正走进普罗大众的生活，自义利面包店始。

　　义利面包店号称开业于1906年，那是开在上海而非北京——一位叫詹姆斯·尼尔的苏格兰厨师从英国乘邮轮抵达上海后，在上海开了这家面包店。而义利移师北京，是1951年的事了。很多生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人都吃过义利的面包，尤其是果子面包，义利，几乎是那个时代的北京人对于面包的全部认知。

　　后来北京的西点品种变多了，蛋糕、布丁、饼干、气鼓、起酥、拿破仑……却没有一种胜过义利的果子面包，果子面包几乎一统老北京人的口味多年。读小学时学校组织春游，我常会带上一个果子面包。最有意思的是到中午野餐时，一班四十多个同学有一半带的都是果子面包，面包中那略酸的香味，飘散在春天的田野里，是那个时代最芬芳的气息。

　　那时候的果子面包一角五分钱一个，如今在超市里买，已经四五元钱了。半个多世纪过去，果子面包的包装一点儿没变，满足了老北京人的怀旧情结；面包的味道也基本保持原来的水准，只是果料尤其是核桃仁稍微少了点儿，颜色也比原来的淡，大概是出于成本上的考虑吧。义利的面包品种很多，如果买，我还是会选择果子面包，或许是记忆中的味道过于牢固的缘故。只可惜半个世纪过去，人们对义利面包的记忆，似乎只停留在果子面包上，未免有些单调。

　　那天，偶然听到了一张老唱片，里面有一首太平歌词《饽饽阵》，是1942年一位艺名叫荷花女的艺人唱的，唱词情趣盎然、别开生面：“那花糕蜂糕天色冷，他勾来了大八件儿的饽饽动刀兵。那核桃酥到口酥亲哥儿俩，薄松饼厚松饼是二位英雄。那鸡油饼枣花饼亲姐儿俩，那发面饼子油糕二位弟兄；那三角弯毛二五眼，芙蓉糕粉面是自来的红；那槽子糕坐骑一匹萨其的马，黄杠子饽饽拿在了手中；那鼓盖儿打得如同爆豆，那有缸炉重锁是响连声；我说前边的有摊糖麻花是四尊大炮……那玫瑰饼坐上了传将令……”

　　把老北京点心的名字串在一起，借用一场战斗，将它们纷纷拟人化，塑造成披挂上阵的各路兵马，这体现了民间艺术独特的智慧和魅力。特别是她唱道“芙蓉糕粉面是自来的红”、“槽子糕坐骑一匹萨其的马”，把芙蓉糕表面那层粉红说成是北京的月饼“自来红”，让槽子糕骑上了北京点心的代表之一“萨其马”，巧妙运用转喻和谐音，让老北京人听后会心一笑。由此，我忽然想到义利面包，只有一员“大将”果子面包冲锋陷阵，如果也唱成太平歌词，能是怎么个唱法？

　　如今在北京，再也不是义利一花独秀，很多星级宾馆都有售卖西点的专柜。特别是这十多年以来，新开的面包店很多，而且是连锁店，遍布京城。年轻一代比吃惯点心这一口儿的老北京人更能接受新事物，他们觉得点心比面包更甜、更油腻，面包松软可口。每到年节，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会去稻香村买成盒的点心带给家里的老人吃，他们自己则更喜欢吃面包或西点。

　　当然，这些新面包店里卖的面包，价钱一般都比义利贵很多，这愈发彰显出义利走的是大众路线，而这也是它在北京经久不衰的根本所在。义利没有辜负当初自己起的名字，“先义后利”，遵从的是我国古老的生意传统。

　　几十年来，义利面包依然能保持原来的水准，这是不容易的，尤其是添加的香料没那么多，起码更让我受用。不过现在不少老北京人爱去新侨三宝乐买面包，三宝乐有自己的专卖店，别看店铺不大，却经常挤得满满堂堂的。价格上，三宝乐的面包要比义利贵不少，但从口味和品种上，要比义利高出一筹。

　　或许三宝乐的经验值得借鉴，丰富的品种，以及不断推出新品类面包的自选式经营，满足了人们不同的口味需求和尝新心理。特别是三宝乐的面包是现烤现卖的，这体现了面包不同于中式点心的特点——点心的存放时间长一点儿，而面包讲究的是刚出炉，人们图的就是一个新鲜劲儿。

　　虽然三宝乐的面包很好吃，但做得实在有些粗糙，同一种面包模样各异，十几个面包装到一个塑料袋里，像是在菜市场买菜，顾不上头脚相撞，挤成一堆儿。当然，你可以说这是北京满不吝的豪爽性格的象征，毕竟面包是食品而非艺术品。过去讲究的是货卖一张皮，如今有些萝卜快了不洗泥，对北京的面包，心里还真有更上一层楼的期待。

　　作者：肖复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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